哲学和法国女人
January 6th, 2009edit
多年以前，大学毕业之后，我被分配进了某师范大学的哲学教研室；说是哲学，其实教的还是中学里的那一套讲义：世界是物质的，物质是运动的，运动是有规律的，三大规律，等等。
开学后不久，一个同事因为太太突然生病，找来找去，居然找到我这个还没有上课资格的新手代课。那是给物理系上的公共课，下面坐满了学生。干咳、开场白、再干咳后，我举起手里的教科书说：这上面讲的都是胡说八道，全是些没有意思的废话，世界不是物质的，物质也不是那么运动的，运动也未必是有规律的……
为了结合实际，我拿起了花名册，随便一指，某某同学（一个学生站了起来，手足无措地看着我），你觉得你是物质的、客观的吗？我这个陌生人眼中的你，和同学眼中的你、你自己眼中的自己，是同一个你吗？……
为了彻底搞昏这帮物理系学生的头脑，我抛出了一个哲学系教师最喜欢拿来问物理系教师的问题：你们所谓的原子，不可分割也好，可分割也好，请问，“不可分割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学生们顿时交头接耳起来，最后，谜底揭晓：“这难道不是一个纯粹的主观的概念吗？”
两节课还胡说了什么，已经不记得了。下课之前，我略有些激动地说：这是我教育生涯的第一次课，谢谢大家！学生们的掌声犹然在耳，我就离开了那个大学，也不知道那个同事回来之后，是怎么挽救那个有规律地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的。
后来看到《死亡诗社》这部电影，发现自己颇有点像那个让学生们撕掉课本的教师，只不过胆子没有那么大，动作没有那么激烈而已。
我还记得报到之前那个炎热的夏天，自己每天仔细地温习着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、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、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，作了厚厚几大本笔记，认认真真地准备我的教师生涯的开始。
我想自己大概是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哲学教员的，而马克思的文字之优美，也是值得向学生们讲授的。但是系主任告诉我，只准照了教学大纲讲。
最后，我成了那所大学据说是40年来第一个辞职的教师。辞职之前，我甚至不得不赔上一笔等于我当时四年工资总额的赎身费。在交钱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，校长亲自下了指示，这笔钱要归入“青年教师基金”，任何人不得挪用。
对于那个大学，我的另一项贡献，是参与编写了一本哲学教材，执笔了其中的两章；无非是把其他各种教材里的废话拼拼贴贴。
废话，是人人反感的，但是读了废话成长起来的人，如果没有其他机缘的话，那么，终身支配着他们的头脑的，往往也只不过是这些废话而已。这就像从缺乏教养的家庭里出来的孩子，尽管长大之后也许会反感自己父母的行为方式，但是他们也往往无从获得正确的教养。
举例来说，贝克莱大主教是西方非常重要的思想家，但是被我们的中学教材所教育出来的人，如果还记得这个人的名字的话，也往往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印象：这是一个疯子、白痴似的人物，因为他居然说“存在就是被感知”，眼睛一闭，椅子就消失。
这才是最坏的效果：学生们被不知不觉地培养出一种轻蔑的态度，以为西方的思想家、哲学家，不过是些头脑简单、思想滑稽的人物。于是，他们就被养成了一种不自觉的习惯，看到那些人的书，就敬而远之，从而自我隔绝于以这些天才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史。
青年时代的弗里德里希在给卡尔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我倘若有五千法郎的年金，便不工作，和妇女们玩玩，直到毁灭为止。倘若没有法国女人，生活是完全不值得的……”（1957年三联书店版，通信集第1卷）。
法国女人，自然是学生不宜的，但是作为一个哲学教师，却连伟大导师的哲学著作也不可以讲，这样的教育生涯也是完全不值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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